近期，特朗普政府再度在能源政策上“重拳出击”。一方面，大力推进传统能源复苏，不仅加快公共土地与近海区域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审批流程，放宽环保限制，还计划重启多个大型化石能源项目，意图迅速提升国内传统能源产量。另一方面，对新能源发展持续“降温”，进一步削减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重申废除电动汽车“强制令”，并叫停了一系列海上风电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使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步伐严重受阻。
经济提振与通胀困境
从经济角度看，美国传统能源开发虽获政策力挺，但成效有限。当前，美国油气企业投资热情不高。数据显示，2025年仅有14%的石油和天然气高管计划大幅增加资本支出。加之页岩油增产耗时较长，短期内难以对油价产生明显影响，即便未来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因产量提升而出现下降，传统能源公司仍会在收益与市场价格间寻求平衡，企业可能因利润下滑而削减投资与生产。
在通胀控制方面，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通过能源政策调整抑制能源价格上涨，降低消费者的用能成本。理论上，压低油价可缓解美国居民的能源开支，抑制通胀。然而现实中，关税政策推高商品价格，移民政策收紧导致劳动力短缺，美国服务业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导致“工资—通胀螺旋”加剧，服务业通胀居高不下，能源政策对整体通胀的调控效果将大打折扣。
能源波动与地缘变局
国际能源市场因特朗普能源政策而产生剧烈波动。近日，美国能源的增产叠加美国对欧佩克增产的施压，使国际油价面临下行压力。有机构预测，布伦特油价预计将从2025年的76美元/桶降至2026年的66美元/桶。
地缘政治与贸易格局也因之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大幅增加LNG出口量，大量美国天然气涌入欧洲市场，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减小。特朗普还致力于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一举措进一步激化了中东地区的矛盾，促使沙特等国寻求更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关系，以应对地区局势变化与能源市场波动。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因美国的一系列政策遭受重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极大地削弱了全球减排的努力，极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跟风减缓气候行动，导致国际气候合作倒退。而且，特朗普政策延缓全球能源转型，发展中国家可能因美国政策导向而对化石能源依赖加深，进一步加剧长期气候风险，阻碍全球可持续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策阻碍与净零契机
实际上，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挑战。首先，美国国内环保法规的“松绑”将遭遇严峻的法律挑战。以《通胀削减法案》（IRA）资金调整为例，该法案为气候补助计划分配的1050亿美元中，近一半已被投资或被承诺，且拜登离任前还有更多资金承诺。任何对IRA资金的撤销或重新分配行为，都可能违反宪法的拨款条款。若要废除IRA，则须制定新法案，而许多选区已从IRA的支持项目中受益。例如，得克萨斯州在IRA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投资显著增长。因此，新法案的通过难度极大。
尽管特朗普推行传统能源振兴政策，但美国国内仍存在推动净零排放的强大动力。随着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加剧以及气候风险的上升，灾害多发地区的保险成本可能增加，促使更多民众支持净零排放政策。同时，美国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生产工厂投入了巨额资金。为保障投资收益，这些企业也会积极影响政府，以期维持相关政策和补贴。
总的来说，从民众诉求、产业转型和就业市场等多维度观察，一股推动净零排放的内生动力正在美国悄然积聚，这为该国能源政策的未来调整保留了潜在的转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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