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该区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面临着明显的气候风险，并且承担着碳减排的重要责任。然而，由于确保能源安全而发生的政策转向，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和数据中心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这一进程会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平衡绿色转型和能源稳定是整个亚洲地区的一项共同优先事项，但实际上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碳排放总量上仍居世界前列，但近年来，中国的“绿色奇迹”备受赞誉。在激励措施和私营部门参与的支持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设备供应商和最大的终端用户市场。2024年，太阳能和风能占其新增装机容量的80%以上，占其总累计装机容量的42%。这是历史上首次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量如此接近化石燃料的总装机量。此外，2024年中国新的核能机组审批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通过利用其已建立的核供应链，成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市场。
根据巴克莱中国经济学团队的研究，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氢能和核能等绿色行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9%。随着绿色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中国何时实现碳达峰，以及何时会像某些发达经济体一样，设定逐步淘汰煤炭的时间表。近年来，为保障能源安全，中国提出了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今年3月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既提到了煤炭发电的改造，也提到了对绿色电力的支持，这表明在未来几年内，煤炭仍将继续在支持能源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的能源战略与中国类似，一方面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同时也在扩大煤炭的使用。过去十年，印度可再生能源行业取得了显著增长。然而，为了实现203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发电500吉瓦(GW)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印度需要解决电网投资不足的问题，这对于将可再生能源接入并整合到系统至关重要。印度幅员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这些因素对建设高效可靠的电力基础设施带来了更多挑战。在2024—2025财年联邦预算报告中，印度财政部将输电预算同比提高了25%。
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煤炭因其经济性和可用性，仍然在印度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核电作为一种脱碳解决方案，虽然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但由于其建设周期较长，因此即使印度政府计划在2024—2030年间实现核发电量增长超一倍，核能发电对其电力供应的贡献仍然较为有限。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需求对于印度成功实现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日本独特的核能战略与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深刻影响了该国的能源政策和公众对核能的看法。然而，随着公众舆论的逐渐改善，日本2030年能源转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重启遗留核反应堆的基础之上的。日本在最近发布的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中表示，到2040年将实现核能在能源结构中占比保持基本稳定。与其他国家专注于新建项目不同，日本的规划强调重启现有反应堆。然而，与全球趋势相一致的是，可再生能源也将在日本电力供应中发挥更大作用。到2040年，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占比预计将从2030年的36%—38%提高到40%—50%。此外，为了支持其雄心勃勃的数据中心扩张计划，日本必须增强其电网基础设施，以促进区域间电力传输，并有效整合可再生能源。这种将核能的稳定性与可再生能源显著增长趋势相结合的平衡方法，使日本能够在能源转型中既解决了历史敏感性问题，又满足了未来需求。
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韩国的能源结构相对均衡，其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自核能。韩国在2025年2月批准的2038年能源结构计划确立了液化天然气、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日本更为激进的能源转型目标相比，韩国的方案较易实现。然而，韩国的能源政策始终受到政治博弈的影响，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经常成为左、右两派阵营争论的焦点。一个能充分体现能源转型道路上政治角力的事件是，2025年2月，韩国国会对执政党提出的其中一个核电项目建设议案做出了否决。
在亚洲各国朝着更加绿色的未来迈进的过程中，多元化的挑战与共同的优先事项，凸显了应对气候风险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亚洲各国都有其独特的转型路径，反映出能源转型的多维图景。除设定合理的目标外，各国还需建立高质量、标准统一的本地化可持续金融分类体系，以引导资金流向并支持绿色能源转型。在这方面，亚洲曾有过突破和创新：新加坡在2023年推出了全球首个国家转型分类标准，印度尼西亚在2024年紧随其后。这些分类标准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绿色活动，还涉及为提前关闭煤炭工厂所需的融资标准。日本也宣布了其主权债券的首个气候转型框架。这些案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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