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能源转型进行时

编者按

“经济发达”、“技术领先”、“严谨守时”、“汽车王国”、“啤酒之都”，这些都是德国为之骄傲的头衔。国富民强的光环之下,油气短缺始终是这个欧盟最大经济体的痛。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耳曼民族坚定了“能源转型”的决心，继而踏上了一条具有德意志特色的绿色之路。这一选择到底是对是错，背后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德国又将如何应对。2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回顾这段“能源转型”之旅，将所有的疑问一一解开。

6月，在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时，此前态度强硬的德国转变立场，在双反初裁投票中支持中国；作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军者，德国因拒绝减少发放碳排许可证，间接导致欧洲碳交易市场几近崩溃。德国最近的反常举动令舆论哗然，不禁也让人联想到是否与“能源转型”有关，其可再生能源改革进程也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能源转型”诞生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德国“顺理成章”地跃升为全球第5大能源消费国，油气短缺随之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

回顾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发起者，但均以战败告终。军事专家认为，德国的失利与石油供应短缺不无关系。二战后，德国被长期排除在国际石油市场之外，导致燃油价格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应对石油危机的能力偏弱。在国际事务中德国也屡屡受挫：虽是欧洲第一大国，却未能在欧盟中获得领导地位，无论是IMF、OECD还是联合国，从未进入领导核心；即使在中东北非事务中也未曾有过强大的话语权。美国甚至对于德国强烈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予理睬；利比亚战争也没有德国的份儿。

难以通过化石能源谋求国际地位的德国只好另辟蹊径，创造一个新市场并成为主导者。一向以环境友好型国家自居的德国打起了可再生能源的主意。

德国历来比欧洲其他国家更青睐绿色能源，对核能也有种天生的恐惧。有人将这归结为浪漫主义情怀，又或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无论根源何在，德国人环保观念根深蒂固，成立只有30年的绿党现已成为德国政坛的中坚力量，这足以说明问题。

1991年1月，德国颁布了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电力入网法》，其中规定电网经营者可优先购买风电，这极大大地促进了风电产业的进步，也奠定了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基础。

随后，德国“能源转型”的想法初露端倪。正式目标形成于2000年年初，政府通过的一项可再生能源法案，对所有生产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单位给予20年的价格担保以及优先上网权利。

重大的转变发生在2010年，当年德国通过的一项新法案将核电站的关闭时间由原定的2022年延迟到使用期满。2011年3月的福岛核事故为德国敲响了警钟，使这项不得人心的决议仅存活了六个月就惨遭淘汰，也促使酝酿20年之久的转型计划终获突破。5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2022年前关闭境内所有17座核电站，德国将成为第一个明确去核化国家，并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2022年前，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35%左右。这就是之后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德国“能源转型”。(“能源转型”现状与目标见图表)

德国政府对这一能源政策上的大胆转变感到骄傲，表示“能源转型”是立足于世界经济、引导世界潮流的一个前瞻性项目。

现状喜人

得益于“能源转型”战略，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步入世界前列，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十分喜人。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经超过核能，成为该国第2大电力来源。报告称，2012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从2010年的16.4%升至22.1%，而核能发电量占比从22.4%降至16.1%。

德国295个行政区域中3个县区：北弗里斯兰、普利希尼茨、迪特马尔申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分别达到260%、261%、280%，创造了“能源转型”的奇迹，成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绿色榜样。与此同时，德国其他区域也不甘示弱，或已实现了100%可再生能源电力，或在不断接近这个数值。(如图所示)

咨询机构“Agora能源转型”发布的《关于能源转型的12个见解》报告指出，纵观德国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是“能源转型”的两大关键支柱。到2022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将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70%，并有望持续上升至80-90%。

目前，德国风电装机容量约为3万兆瓦，位居世界第3。德国风电装备制造能力领先世界，风电设备生产总额占到全球市场的37%。与此同时，阳光并不十分充足的德国也引领着太阳能发电热潮。德国人不断地在屋顶及工业区安装太阳能设备。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巴伐利亚面积只有美国的0.7%，但太阳能发电量却已超过整个美国。

雄心背后的挑战

单看数据，德国的“能源转型”无疑是成功的，这项大胆的计划不仅为德国带来了巨大商机，还助其成为全球节能和绿色科技的领导者，然而风光的背后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有关转型计划将扼杀德国工业，导致电力供应不足、推高电价的言论充斥着整个德国可再生能源市场。而政治上的变革，日益攀升的成本以及捉襟见肘的基建资金也表明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