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GDP增长和电力消费增长又出现了较大背离。通常的观点认为，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电力消费是GDP增长的重要支撑，二者的增幅应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2014年的GDP和电力消费数据公布之后，有人质疑7.4%的GDP增长与3.8%的电力消费增长是否相互矛盾？还有人提出中国电力需求是否已出现拐点？
回答这两个问题涉及多方面预测，所以不容易。好在这两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中国GDP增长和电力消费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背离，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二者都曾出现过很大的背离。基本走势是，危机当年，GDP增长和电力消费增长出现大背离，一年多后，两者关系发生逆转，用电量增长率均大于GDP增长率。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为7.8%，而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2.8%，相差5%左右，进入2000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率为9.4%，GDP增长率则为8.4%。非常相似的是,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期间，GDP增长率为9.6%，用电量同比仅增长5.6%，相差4%左右，到了2010年，用电量增长率为13.2%，而GDP增长率只有10.5%。
电力消费与GDP增长出现大背离短期内是可能的，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是电力消费结构，目前电力消费高度集中于工业(占全社会用电量74%)，尤其是重工业(占全社会用电量60%)，重工业对经济增长非常敏感，用电量的高度集中放大了电力需求与GDP增长的背离和波动。重工业产量下降一些，全社会用电量就会大幅度下降。
其次是库存因素，经济放缓导致需求突然下降，而不是逐渐减少，企业无法做出逐渐减产的应对；需求突然下降使企业库存大幅增加，在消耗库存期间，钢材还在继续销售，支持了GDP增长，但是产量下降或者不生产，就不需要用电。换言之，短期内库存因素可能使电力消费与GDP增长出现大背离。
可以说，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增长的背离和大幅度变动，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然产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伴随着存货投资的大幅变动,存货调整与经济波动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从用电量集中度的角度考虑，在经济收缩时期，工业企业处于去库存过程，当期生产规模收缩导致用电量超常规下滑，在经济扩张时期，工业企业往往处于补库存过程，当期生产规模扩张导致用电量大幅增长。中国对经济波动比较不敏感的居民用电量，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左右。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居民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超过40%，因此美国GDP与用电量之间的关系通常非常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出现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增长的大背离，都有外国专家质疑中国GDP数据。
说一说2009年的故事。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二季度和三季度中国工业存货同比大幅度增加，从2007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1738.3亿元和1164.1亿元，增加到2008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2647.2亿元和1988.8亿元，同比分别增加52.3%和70.9%。然而，2008年9月份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扩大，随着欧美进口增速跳水式下滑，中国出口急速下滑。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需紧缩冲击，国内企业通过减产或停产方式紧急调整存货，导致2008年四季度工业存货增加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从2008年三季度的1988.8亿元骤降至四季度的1042.1亿元，降幅达47.6%。2009年一季度工业存货增加大幅度收缩，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滑，其中有40.9%是工业大幅度削减库存所致。
当然，历史不等于未来。这次电力消费与GDP的背离大致为3.6%，但当前并不存在经济危机的背景，这是否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常态”有关？对比那两次危机，现在的经济背景更为复杂，电力需求和GDP的关系会否像从前一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回归稳定，还需要时间检验。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国际经验也表明，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会改变基本的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律和能源电力需求特征，一旦经济稳定下来，GDP与能源电力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将很快调整到位，回归阶段性的基本关系。
由于经济“新常态”和雾霾治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将提速。但即使是加速，经济和用电结构调整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应出现GDP和电力消费关系的“突然”和“大幅度”改变。因此，由于经济“新常态”，即使这次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出现两者关系的逆转，即用电量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一旦经济好转，经济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会回到稳定的、比较高的比例。因此，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大背离是可以解析的，中国电力需求拐点还没有出现。
笔者比较乐观，经济一旦稳定下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7%以上，电力需求增长也会回到5%-6%之间。目前中国拥有充裕的煤炭和电力产能，未来的用电量增速将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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